如同画家手中所持的斑斓驳杂的调色板，毕加索的童年是一个多彩的梦。
在1892年9月，唐·何塞便决定让儿子接受正规的绘画技术训练：他向自己所任职的美术学校的校长提出申请，要求准其儿子巴勃罗·鲁伊斯入学就读。这一申请很快就得到批准，小巴勃罗被安插在他父亲执教的班级里，从学习装饰画入手。但是，唐·何塞在拉科鲁尼亚居住的时日，心绪低落消沉，一蹶不振。一天傍晚，天气突然转好，他给巴勃罗安排好作业之后，便信步走出家门。林荫道上，行色悠悠，蔓萝花白，迎风摇曳，芳香漫溢，沁人心脾。画家不禁为之心旷神怡，心中的积郁与脸上的阴云顿时也随之消散。回到家里，又一眼看到儿子的习作——“鸽子”完成得非常出色，尤其是一双脚趾更见功夫。一时亢奋的唐·何塞立刻把自己的全套“衣钵”：调色板、画笔与颜料都交给了小巴勃罗，并且慨然自许，既然儿子的才能已臻于成熟，他本人满可以就此辍笔，不再作画。这到底是出于对人生的一种解脱——既然故土马拉加已不复我属，是对十三岁的神童儿子感到后生可畏，抑是那股困扰过小巴勃罗的原始的力量也同样地袭击着他，使他不由自主地把生活的重心与精神的支柱全部转移到爱子的身上？敏感的儿子对画家父亲的观察与关心还是很细致的：“在拉科鲁尼亚，父亲除了去美术学校之外，从不去其他场所。下班回家之后，只是提笔轻涂几下便漠然搁下，不久，连这点画兴也消失殆尽。他成天闲坐窗边，凝视户外细雨，一任岁月流逝……马拉加风情、斗牛场景、旧雨新知、叨陪过往，都一去而不复返。”拉科鲁尼亚的沉闷、压抑感，几乎吞没了他生命的光华。现在，赫然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将为举世瞩目的奇才——而且是他的爱子，于是他那渐趋黯淡的信念与希望，突然如火花一样地闪现，他感受到新生之喜悦，他陶醉了，倾倒在天才的神坛之前。这正是安达卢西亚人的典型性格：自我克制的沉默与虔诚和突然爆发的冲动与勇气。事实也证明了唐·何塞不愧是慧眼独具的“伯乐”，巴勃罗笔下的鸽子，在半个世纪之后，终于作为和平的象征而飞遍世界各地——只是时间老人的性子太慢了一点，没有让老“伯乐”画家等到这一天。
巴勃罗对父亲的朴素的亲情萌发得很早，尤其是妹妹洛拉诞生而占据了母亲的大部分精力之后；他几乎向父亲倾注了全部的爱慕之情。他兴致勃勃地观看父亲作画，把他当作崇拜的对象，还有意地加以美化：向小伙伴们绘声绘色地把父亲的一般作品夸大为辉煌的巨构。巴勃罗曾一度变得一刻也离不开父亲，如同呼吸之需要空气一样。这显然已严重地影响他的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，但具体到他的绘画事业，似乎无伤大局，相反的，有一种观点还认为：正是这种依赖感，使毕加索日后越发渴望自由，竭力减少或消除这一劣根性，以腾升到独立自主的创造与超越的极致——这样才无愧于传统，无愧于历史，无愧于先人。在少年毕加索的心目中，父亲永远是平和、高雅而又卓尔不群，而且挺拔英俊，风度翩翩，他回忆道：“每当我作男人画像时，总要想起父亲；对我来说，男人就是唐·何塞，我的全部生命。”对于母亲的描述，则相形逊色，身材矮小——尽管匀称结实；也使点小聪明，但也有限，有时对性格内向的丈夫或其他家人不免颐指气使，咄咄逼人。毕加索在1896年为她作的一幅水彩画像，正是这副神态的写真：双唇紧闭，怒目而视，仿佛按捺不住心头一股无名之火。但她的那对闪耀着快乐与智慧的目光，却是神采奕奕，明丽动人。